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
“王菲星”获命名！追的星真的成了天上的星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(xīnjiāng)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出现(chūxiàn)过(guò)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(de)四十多年里,关于(guānyú)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(de)罗布泊，是荒漠(huāngmò)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(tànxiǎnjiā)和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考察时不幸失踪，永远地消失在那片(nàpiàn)沙海中。
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(de)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，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(dàguīmó)的寻找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(rènhé)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(de)失踪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，三十多年间，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(méiyǒu)(méiyǒu)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考察时(shí)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(yígè)令人震惊(lìngrénzhènjīng)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(cǐshí)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(shì)在那一天，原中国科学(kēxué)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(wúfǎ)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(cǎifǎng)夏训诚时，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(qíngjǐng)，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(le)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(hé)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(gǎnkuài)赶回去，到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一起。他们一起筹备了(le)赴(fù)罗布泊的科学考察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(zài)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。“他(tā)还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(dìsāncì)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(jìgěi)他一百多张此前(cǐqián)中国(zhōngguó)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当年的(de)美国科学界(kēxuéjiè)引起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(duìxiàn)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(de)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(xīnwénbàodào)的人，是新华社驻(zhù)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(zài)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失踪(shīzōng)了。
这样的(de)信息(xìnxī)在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。他(tā)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(zhǔnbèi)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(kàn)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(sōusuǒ)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(jiādà)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(kàn)了内参上这一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公开(gōngkāi)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(xīnjiāng)分社在6月(yuè)23日晚上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(tíqián)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，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(le)这条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(yīchū)，举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(hé)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(shìqíng)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(xúnrén)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(ránér)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(de)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(cóng)19世纪末开始(kāishǐ)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(yīpī)又一批中(zhōng)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。
这片极具危险的“死亡(sǐwáng)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(zhōngguó)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(jīngtiāndòngdì)的(de)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(mǎlán)基地所在的(de)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的历史中，罗布泊(luóbùpō)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(cóng)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(yīn)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(luóbùnàoěr)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多水(duōshuǐ)汇集(huìjí)之湖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的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(qīnghǎihú)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当时的丰盈，古人甚至曾误认为(wèi)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(liúchuán)了2000多年(duōnián)。
直到20世纪中后期(zhōnghòuqī)，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(cóng)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(le)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(bèiyùwéi)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(shì)湖水迅速(xùnsù)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“地球之耳(zhīěr)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(zài)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(gǔchéng)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(guó)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(de)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(chéngwéi)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(hèdìng)探险队沿着干枯(gānkū)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(xiàng)全世界公布了(le)罗布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最伟大(wěidà)的考古成就之一，而楼兰古国所在的这(zhè)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(céng)在他那部著名的(de)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座(zuò)仙湖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我乘舟而行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(zhōng)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(dàiyǒu)大量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(gèng)低的地方流去，又(yòu)过许多年(nián)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，在(zài)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(bānde)湖泊，再一次引起(yǐnqǐ)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第一次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(hèdìng)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(kǎochátuán)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(zhuānjiā)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(nián)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(kǎogǔ)调查和部分(bùfèn)试掘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出版，引起(yǐnqǐ)很大反响。
此后(hòu)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(nián)到(dào)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(luóbùpō)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(kǎochá)，遗憾地与(yǔ)当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(jìlù)，“由于1952年(nián)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(lìshǐ)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(héshìyànchǎng)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何(rènhé)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(yīyuàn)中(zhōng)，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(zhègè)名字，也刚刚出现不久。
1947年(nián)(nián)，22岁(suì)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(fāchū)了“向科学(kēxué)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(dào)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(biàn)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(wúyí)是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(jíle)，但是他马上又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(dāng)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(biānjiāng)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(kǎochá)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(liúxué)还是(háishì)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(mù)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(dào)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(lái)完成，别的同志也(yě)乐于去干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(zài)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(tiáojiàn)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(yánjiūchéngguǒ)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(diào)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(tā)的(de)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(bàogào)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(zài)迁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(péngjiāmù)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(zhíjiē)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(jùyǒu)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(zhǐshì)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(tiāncǎo)加木”。
那(nà)一年的秋天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(shìyè)只是有了(le)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(zhìliáo)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(yǒuxiàn)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被(bèi)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(yuè)。
等(děng)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打倒(dǎdǎo)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(líkāi)上海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(chūntiān)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(le)西行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(zài)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(nián)，彭加木曾到过(guò)罗布泊北部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(jīngguò)化验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(kǎochá)(kǎochá)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(suǒ)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(shēngchǎn)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，还含有(hányǒu)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(nàlǐ)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，此外(cǐwài)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(zhōngguó)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(zhǎodào)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发现河水的(de)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(wàndūn)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(qítā)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(guǒzhēn)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(jùbǎopén)”。
在新疆进行(jìnxíng)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(chéngwéi)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(yě)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(niánqīng)。然而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(mùshùnyīng)打来的电话(diànhuà)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(zhōngshuō)，由中日联合(liánhé)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(shídì)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60年代被列为军事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(chǔyú)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(de)夏训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(yánjiū)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(duōnián)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(de)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(péngjiāmù)，彭加木当时竟(jìng)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(guòchéng)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(le)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(dédào)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的组织(zǔzhī)，但是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(zuòwéi)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(mùdì)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(zhèshì)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(yútiān)的时间里(lǐ)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，穿过楼兰古城和(hé)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，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提议(tíyì)，由(yóu)他俩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(jiǎyán)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(xiěchū)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(yǐzhìyú)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(wàiguó)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(jǐtiān)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(zuòyòng)。
1980年初，通过各方面的(de)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(zhèngshì)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(juédìng)由彭加木担任队长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(xīnzhōng)多年的夙愿，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(jìnxíng)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(zài)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定在(zài)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(dāngshí)的计划并不(bù)周全，“我们(wǒmen)当时不知道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(duìwǔ)的工作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(míng)(míng)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(shuàiduì)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(zhèngshì)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(jiēdào)去美国考察的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建议组建(zǔjiàn)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(xīwàng)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(zhōngguó)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(yǒujīzhì)！”
这不是一句(yījù)玩笑，而是彭加木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话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(tā)打算率队从北至南，纵穿罗布泊。在(zài)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(wǒmen)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(yǒuxiē)地面松软陷车(xiànchē)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(chētāi)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(hé)水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(lù)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(zhègè)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(rènwéi)在罗布泊湖(luóbùpōhú)底用(dǐyòng)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(yuè)30日，考察队重新(chóngxīn)出发，又一次(yīcì)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(chēxíng)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(le)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(jìhuà)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(cóng)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(zài)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(zhèyàng)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(dìdài)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得是敲开(qiāokāi)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(zuìhòu)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(kěyǐ)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3日(rì)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(shèngxià)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(luóbùpō)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(guò)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的时间(shíjiān)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(běishàng)，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(zuìhòu)再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(de)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研究同意他们(tāmen)的计划，但一再嘱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汽油和水(shuǐ)的时候，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(shàng)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(zhègè)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(zuì)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(lùshàng)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(yīzǎo)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(dōu)是松软的沙石(shāshí)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(jiùshì)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(dōu)克，此时(cǐshí)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殆尽(dàijìn)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(dìtú)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(shuǐjǐng)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，便(biàn)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(zhèpiàn)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(zhǐ)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汽油桶，且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(miànlín)生命危险，几乎(jīhū)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(hé)水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(xiànyǒu)的水只能维持(wéichí)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(zhèngzài)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，彭加木提出(tíchū)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运水太贵(tàiguì)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(zài)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，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(zài)“八一泉”加过水(shuǐ)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(kè)东北约30公里处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开车再往(wǎng)东面(dōngmiàn)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队员们的全体反对(fǎnduì)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(děng)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(fēijī)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(yuándìdàimìng)。”
接到电报，大家都很(hěn)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(zhàngpéng)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(jiàn)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感觉有些(yǒuxiē)不妙了。
此时，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(suíyì)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(yīzhāng)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(péng)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(shì)这天上午写下的，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(cǐshí)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怎么(zěnme)也想不到(xiǎngbúdào)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(tā)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(le)将近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(xiāoshī)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(duìyuán)们只得在晚上(wǎnshàng)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(kāi)到最高处，向东方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(kěyǐ)循着亮光，找到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(shēnyǐng)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(língchén)两点，考察队正式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(xiàluòbùmíng)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过去(guòqù)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，直升机(zhíshēngjī)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(le)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(fāxiàn)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(jǐshígōnglǐ)后(hòu)，脚印又在盐(yán)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(diǎn)得到(dédào)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了救援(jiùyuán)领导小组(lǐngdǎoxiǎozǔ)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(de)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(yīgòng)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(sùyíngdì)周围进行了搜寻(sōuxún)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(zài)6月(yuè)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(rì)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(liàngchē)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(hái)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(dāngdì)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踪迹。
就(jiù)在人们对(duì)彭加木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(dì)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，香港《中报》在(zài)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(le)一则奇闻。
文中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(de)“中国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(yījiā)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(xiàshūfāng)明确(míngquè)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(bù)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(jìzhě)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，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(yíngdì)附近都有军事(jūnshì)雷达，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(nénggòu)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(wúgōngérfǎn)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(péngjiāmù)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(yǒngjiǔxìng)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这样(zhèyàng)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，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(tā)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(shìjiàn)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最大(zuìdà)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，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(dāngshí)的(de)天气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滚动(gǔndòng)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(mái)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人埋到底下(xià)。
但(dàn)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(rénmen)其实从未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(shāmò)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(jiān)，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(shénmì)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(kǎochá)队进行的(de)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重要基础，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(zài)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，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(nǔlì)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(fāxiàn)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(de)身体，却(què)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(jīlì)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(shǒufā)于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(shāhǎi)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1980年6月17日,中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(xīnjiāng)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时神秘失踪,留下了一张简短的字条: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。6月17日,10点30分。”自此,他再也没有出现(chūxiàn)过(guò)。
时至今日,过去的(de)四十多年里,关于(guānyú)彭加木失踪的原因仍然众说纷纭。
被称为“死亡之海”的(de)罗布泊，是荒漠(huāngmò)中的荒漠，是曾被列为军事禁区的核试验场，是埋藏着楼兰古城的历史宝库，也是无数探险家(tànxiǎnjiā)和科考工作者心中的圣地。
45年前，著名(zhùmíng)科学家彭加木就是在罗布泊考察时不幸失踪，永远地消失在那片(nàpiàn)沙海中。
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(de)(de)消息震惊了1980年的中国，国家曾组织了前后4次大规模(dàguīmó)的寻找，却始终没发现他的任何(rènhé)踪影。在此后的若干年里，许多敬仰彭加木的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探险队，到罗布泊寻找彭加木，也都以无果告终。
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(de)失踪成为20世纪世界科学界之谜，三十多年间，许多当年的亲历者都曾回忆过他失踪前后的事情，坊间也传出许多关于他失踪经过的版本。然而时至今日，彭加木的遗体没有(méiyǒu)(méiyǒu)找到，他的失踪之谜也没有解开。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考察时(shí)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(yígè)令人震惊(lìngrénzhènjīng)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(cǐshí)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(shì)在那一天，原中国科学(kēxué)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(wúfǎ)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(cǎifǎng)夏训诚时，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(qíngjǐng)，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(le)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(hé)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(gǎnkuài)赶回去，到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一起。他们一起筹备了(le)赴(fù)罗布泊的科学考察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(zài)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。“他(tā)还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(dìsāncì)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(jìgěi)他一百多张此前(cǐqián)中国(zhōngguó)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当年的(de)美国科学界(kēxuéjiè)引起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(duìxiàn)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(de)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(xīnwénbàodào)的人，是新华社驻(zhù)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(zài)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失踪(shīzōng)了。
这样的(de)信息(xìnxī)在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。他(tā)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(zhǔnbèi)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(kàn)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(sōusuǒ)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(jiādà)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(kàn)了内参上这一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公开(gōngkāi)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(xīnjiāng)分社在6月(yuè)23日晚上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(tíqián)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，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(le)这条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(yīchū)，举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(hé)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(shìqíng)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(xúnrén)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(ránér)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(de)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(cóng)19世纪末开始(kāishǐ)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(yīpī)又一批中(zhōng)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。
这片极具危险的“死亡(sǐwáng)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(zhōngguó)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(jīngtiāndòngdì)的(de)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(mǎlán)基地所在的(de)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的历史中，罗布泊(luóbùpō)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(cóng)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(yīn)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(luóbùnàoěr)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多水(duōshuǐ)汇集(huìjí)之湖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的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(qīnghǎihú)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当时的丰盈，古人甚至曾误认为(wèi)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(liúchuán)了2000多年(duōnián)。
直到20世纪中后期(zhōnghòuqī)，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(cóng)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(le)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(bèiyùwéi)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(shì)湖水迅速(xùnsù)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“地球之耳(zhīěr)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(zài)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(gǔchéng)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(guó)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(de)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(chéngwéi)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(hèdìng)探险队沿着干枯(gānkū)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(xiàng)全世界公布了(le)罗布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最伟大(wěidà)的考古成就之一，而楼兰古国所在的这(zhè)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(céng)在他那部著名的(de)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座(zuò)仙湖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我乘舟而行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(zhōng)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(dàiyǒu)大量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(gèng)低的地方流去，又(yòu)过许多年(nián)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，在(zài)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(bānde)湖泊，再一次引起(yǐnqǐ)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第一次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(hèdìng)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(kǎochátuán)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(zhuānjiā)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(nián)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(kǎogǔ)调查和部分(bùfèn)试掘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出版，引起(yǐnqǐ)很大反响。
此后(hòu)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(nián)到(dào)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(luóbùpō)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(kǎochá)，遗憾地与(yǔ)当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(jìlù)，“由于1952年(nián)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(lìshǐ)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(héshìyànchǎng)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何(rènhé)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(yīyuàn)中(zhōng)，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(zhègè)名字，也刚刚出现不久。
1947年(nián)(nián)，22岁(suì)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(fāchū)了“向科学(kēxué)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(dào)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(biàn)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(wúyí)是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(jíle)，但是他马上又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(dāng)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(biānjiāng)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(kǎochá)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(liúxué)还是(háishì)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(mù)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(dào)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(lái)完成，别的同志也(yě)乐于去干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(zài)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(tiáojiàn)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(yánjiūchéngguǒ)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(diào)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(tā)的(de)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(bàogào)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(zài)迁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(péngjiāmù)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(zhíjiē)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(jùyǒu)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(zhǐshì)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(tiāncǎo)加木”。
那(nà)一年的秋天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(shìyè)只是有了(le)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(zhìliáo)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(yǒuxiàn)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被(bèi)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(yuè)。
等(děng)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打倒(dǎdǎo)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(líkāi)上海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(chūntiān)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(le)西行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(zài)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(nián)，彭加木曾到过(guò)罗布泊北部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(jīngguò)化验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(kǎochá)(kǎochá)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(suǒ)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(shēngchǎn)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，还含有(hányǒu)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(nàlǐ)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，此外(cǐwài)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(zhōngguó)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(zhǎodào)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发现河水的(de)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(wàndūn)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(qítā)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(guǒzhēn)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(jùbǎopén)”。
在新疆进行(jìnxíng)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(chéngwéi)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(yě)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(niánqīng)。然而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(mùshùnyīng)打来的电话(diànhuà)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(zhōngshuō)，由中日联合(liánhé)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(shídì)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60年代被列为军事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(chǔyú)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(de)夏训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(yánjiū)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(duōnián)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(de)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(péngjiāmù)，彭加木当时竟(jìng)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(guòchéng)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(le)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(dédào)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的组织(zǔzhī)，但是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(zuòwéi)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(mùdì)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(zhèshì)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(yútiān)的时间里(lǐ)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，穿过楼兰古城和(hé)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，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提议(tíyì)，由(yóu)他俩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(jiǎyán)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(xiěchū)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(yǐzhìyú)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(wàiguó)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(jǐtiān)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(zuòyòng)。
1980年初，通过各方面的(de)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(zhèngshì)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(juédìng)由彭加木担任队长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(xīnzhōng)多年的夙愿，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(jìnxíng)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(zài)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定在(zài)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(dāngshí)的计划并不(bù)周全，“我们(wǒmen)当时不知道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(duìwǔ)的工作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(míng)(míng)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(shuàiduì)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(zhèngshì)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(jiēdào)去美国考察的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建议组建(zǔjiàn)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(xīwàng)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(zhōngguó)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(yǒujīzhì)！”
这不是一句(yījù)玩笑，而是彭加木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话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(tā)打算率队从北至南，纵穿罗布泊。在(zài)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(wǒmen)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(yǒuxiē)地面松软陷车(xiànchē)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(chētāi)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(hé)水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(lù)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(zhègè)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(rènwéi)在罗布泊湖(luóbùpōhú)底用(dǐyòng)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(yuè)30日，考察队重新(chóngxīn)出发，又一次(yīcì)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(chēxíng)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(le)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(jìhuà)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(cóng)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(zài)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(zhèyàng)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(dìdài)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得是敲开(qiāokāi)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(zuìhòu)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(kěyǐ)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3日(rì)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(shèngxià)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(luóbùpō)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(guò)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的时间(shíjiān)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(běishàng)，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(zuìhòu)再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(de)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研究同意他们(tāmen)的计划，但一再嘱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汽油和水(shuǐ)的时候，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(shàng)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(zhègè)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(zuì)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(lùshàng)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(yīzǎo)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(dōu)是松软的沙石(shāshí)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(jiùshì)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(dōu)克，此时(cǐshí)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殆尽(dàijìn)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(dìtú)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(shuǐjǐng)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，便(biàn)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(zhèpiàn)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(zhǐ)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汽油桶，且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(miànlín)生命危险，几乎(jīhū)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(hé)水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(xiànyǒu)的水只能维持(wéichí)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(zhèngzài)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，彭加木提出(tíchū)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运水太贵(tàiguì)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(zài)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，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(zài)“八一泉”加过水(shuǐ)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(kè)东北约30公里处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开车再往(wǎng)东面(dōngmiàn)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队员们的全体反对(fǎnduì)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(děng)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(fēijī)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(yuándìdàimìng)。”
接到电报，大家都很(hěn)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(zhàngpéng)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(jiàn)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感觉有些(yǒuxiē)不妙了。
此时，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(suíyì)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(yīzhāng)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(péng)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(shì)这天上午写下的，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(cǐshí)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怎么(zěnme)也想不到(xiǎngbúdào)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(tā)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(le)将近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(xiāoshī)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(duìyuán)们只得在晚上(wǎnshàng)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(kāi)到最高处，向东方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(kěyǐ)循着亮光，找到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(shēnyǐng)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(língchén)两点，考察队正式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(xiàluòbùmíng)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过去(guòqù)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，直升机(zhíshēngjī)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(le)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(fāxiàn)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(jǐshígōnglǐ)后(hòu)，脚印又在盐(yán)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(diǎn)得到(dédào)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了救援(jiùyuán)领导小组(lǐngdǎoxiǎozǔ)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(de)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(yīgòng)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(sùyíngdì)周围进行了搜寻(sōuxún)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(zài)6月(yuè)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(rì)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(liàngchē)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(hái)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(dāngdì)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踪迹。
就(jiù)在人们对(duì)彭加木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(dì)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，香港《中报》在(zài)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(le)一则奇闻。
文中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(de)“中国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(yījiā)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(xiàshūfāng)明确(míngquè)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(bù)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(jìzhě)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，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(yíngdì)附近都有军事(jūnshì)雷达，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(nénggòu)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(wúgōngérfǎn)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(péngjiāmù)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(yǒngjiǔxìng)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这样(zhèyàng)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，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(tā)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(shìjiàn)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最大(zuìdà)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，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(dāngshí)的(de)天气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滚动(gǔndòng)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(mái)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人埋到底下(xià)。
但(dàn)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(rénmen)其实从未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(shāmò)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(jiān)，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(shénmì)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(kǎochá)队进行的(de)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重要基础，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(zài)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，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(nǔlì)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(fāxiàn)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(de)身体，却(què)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(jīlì)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(shǒufā)于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(shāhǎi)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彭加木（左）在新疆考察时(shí)留影。
1980年6月24日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里传出一个(yígè)令人震惊(lìngrénzhènjīng)的消息：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。
此时(cǐshí)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是第7天了。
也是(shì)在那一天，原中国科学(kēxué)院新疆分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所长、时任罗布泊科学考察队副队长的夏训诚，在从北京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车厢中，听到了这个令他无法(wúfǎ)相信的广播。
2017年记者采访(cǎifǎng)夏训诚时，他已经83岁了。在北京的家中，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(qíngjǐng)，仍唏嘘不已。
“当时全车厢的人都一下子安静了(le)，我更是不敢相信，彭加木是我的战友和(hé)同事，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赶快(gǎnkuài)赶回去，到现场去找他，救他。”夏训诚说。
事实上，夏训诚(xiàxùnchéng)当时本该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在一起。他们一起筹备了(le)赴(fù)罗布泊的科学考察队，并制定了三期考察计划，夏训诚任副队长，彭加木任队长。但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夏训诚突然接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通知，让他参加考察团，赴美国进行沙漠考察。
在(zài)征求彭加木意见时，彭加木态度鲜明地劝说夏训诚赴美考察，不能失去难得的好机会。“他(tā)还说，从长远看，这次进入罗布泊的项目考察，关键性的专业考察是在来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(dìsāncì)。”夏训诚回忆道，彭加木随信寄给(jìgěi)他一百多张此前(cǐqián)中国(zhōngguó)考察队在罗布泊拍摄的幻灯片，他建议夏训诚把这些照片带到美国去，并告诉全世界：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已经踏上了罗布泊这块世界瞩目的神秘之地。
这些照片确实在当年的(de)美国科学界(kēxuéjiè)引起了巨大轰动，然而让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仅仅一个多月后，彭加木永远消失在罗布泊，再也不能兑现(duìxiàn)和他的科考之约了。
1980年的(de)中国，新闻传播还只限于报纸和广播，电视都尚未普及，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新闻报道(xīnwénbàodào)的人，是新华社驻(zhù)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。
1980年6月20日，赵全章到乌鲁木齐机场送人，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副教授徐鹏告诉他，自己无意间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得知，彭加木在(zài)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时失踪(shīzōng)了。
这样的(de)信息(xìnxī)在当时是要严格保密的。出于记者的新闻敏感，赵全章在归途中，特地在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门口下了车。他(tā)在新疆分院值班室核实了彭加木失踪的情况，写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篇新闻稿，但只是作为新华社内参报到了北京，并未准备(zhǔnbèi)公开发表。
由于是供领导看(kàn)的内参，这篇新闻稿中提出搜索(sōusuǒ)彭加木工作中的困难：只有一两架飞机，地面搜索人员也很不够，意在呼吁加大(jiādà)搜索力量。
翌日——6月21日，新华社社长穆青看(kàn)了内参上这一新闻，当即决定：发公开(gōngkāi)稿。
经过中央领导批示后，新华社新疆(xīnjiāng)分社在6月(yuè)23日晚上，发出了关于彭加木失踪的第一条电讯。在此之前，中科院上海分院已经提前(tíqián)去看望了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，让她心里有所准备。
第二天，全国(quánguó)的媒体都铺天盖地地以各种形式播发了(le)这条新闻：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、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进入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的时候，不幸失踪。
消息一出(yīchū)，举国震惊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和(hé)数次寻找的毫无结果，彭加木失踪成了当时全国最(zuì)牵动人心的事情(shìqíng)。在彭加木失踪之处，附近的居民自发组织起寻人(xúnrén)的队伍；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雪片般地飞向新疆，一时间，彭加木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许多人为他的事迹所感动和激励。
然而(ránér)，彭加木并不是第一个在罗布泊倒下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
在过去的(de)100多年间，罗布泊一直被视为一片神秘的土地。从(cóng)19世纪末开始(kāishǐ)，这里就曾吸引一批(yīpī)又一批中(zhōng)外探险家千山万水地来到此地，探究这片沙漠深处的秘密。死亡的威胁，也不曾挡住人们走近它的脚步。在彭加木失踪16年后，即将完成徒步穿越新疆罗布泊全境壮举的探险家余纯顺，在一场突然而至的沙暴中不幸遇难。
这片极具危险的“死亡(sǐwáng)之海”，为何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？
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(zhōngguó)成功试验了一颗原子弹，随着惊天动地(jīngtiāndòngdì)的(de)巨响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从中国第一个核试验基地——马兰基地升腾而起。
马兰(mǎlán)基地所在的(de)位置，正是人迹罕至的罗布泊沙漠。罗布泊最广为人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片荒漠曾被作为核试验场。
其实，漫长的历史中，罗布泊(luóbùpō)并非一直如此干旱和荒凉。从(cóng)它名字中的“泊”就能看出，这里曾经是个水源丰沛之地。
在中国的史料典籍中，罗布泊曾有(yǒu)过许多名称：有的因(yīn)它的特点而命名，如泑泽、盐泽、涸海等；有的因它的位置而得名，如蒲昌海、牢兰海、孔雀海、洛普池等。元代以后，此地被称为罗布淖尔(luóbùnàoěr)。
罗布淖尔系蒙古语音译名，意为多水(duōshuǐ)汇集(huìjí)之湖。罗布泊位于塔里木盆地(tǎlǐmùpéndì)的最低处，海拔780公尺，塔里木河、孔雀河、车尔臣河、疏勒河等汇集于此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咸水湖。
在历史上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的最大面积为5350平方公里，曾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，面积仅次于青海湖(qīnghǎihú)。
水量丰沛的罗布泊“广袤三百里，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减”，可见它当时的丰盈，古人甚至曾误认为(wèi)罗布泊为黄河的上源，这种说法从先秦至清末，流传(liúchuán)了2000多年(duōnián)。
直到20世纪中后期(zhōnghòuqī)，塔里木河(tǎlǐmùhé)流量减少，罗布泊周围沙漠化严重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罗布泊完全干涸。
1972年7月，从(cóng)美国宇航局发射的地球资源卫星拍摄的照片上，人类第一次看到了(le)罗布泊的全貌。
照片中干涸的罗布泊竟酷似人的一只耳朵，不但有耳轮、耳孔，甚至还有耳垂。罗布泊因此被誉为(bèiyùwéi)“地球之耳”。事实上，这种奇特的地貌是(shì)湖水迅速(xùnsù)退缩而形成的。
卫星拍下的“地球之耳(zhīěr)”罗布泊。
罗布泊的(de)神秘之处，并不仅仅在(zài)于它奇特的地理构造，更源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湮灭在漫漫黄沙下的历史传说。
罗布泊历史上最繁华的一个时期，是在“楼兰王国”兴盛之时。楼兰古城(gǔchéng)地处罗布泊的西北侧，这里曾经(céngjīng)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。
楼兰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(guó)、公元630年消亡，历时800多年。随着楼兰国的(de)消亡，这里渐渐成为(chéngwéi)人迹罕至之地，丝绸之路的故道不复存在，罗布荒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。
直到1900年3月，瑞典探险家斯文(sīwén)·赫定(hèdìng)探险队沿着干枯(gānkū)的孔雀河左河床来到罗布荒原，意外地发现了隐藏在历史沙砾中一千多年的楼兰古城，这一“神迹”才重现于世。
斯文·赫定回到欧洲，向(xiàng)全世界公布了(le)罗布荒原上的“沙埋文明”，轰动一时。神秘的“楼兰”是20世纪最伟大(wěidà)的考古成就之一，而楼兰古国所在的这(zhè)一片罗布荒原，成为了世界探险家趋之若鹜的神秘地带。
斯文·赫定曾(céng)在他那部著名的(de)《亚洲腹地探险8年》一书中写道：“罗布泊使我惊讶，它像座(zuò)仙湖，水面像镜子一样，在和煦的阳光下，我乘舟而行，如神仙一般。”
作为此地最大的(de)沙漠咸湖，罗布泊也因此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。
上世纪初叶，罗布泊(luóbùpō)的“游移之谜”曾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争论。
最早到新疆考察的中(zhōng)外科学家们曾对罗布泊的确切位置争论不休，斯文·赫定认为罗布泊存在南北湖区，由于入湖河水带有(dàiyǒu)大量泥沙，沉积后抬高了湖底，原来的湖水就自然向另一处更(gèng)低的地方流去，又(yòu)过许多年(nián)，抬高的湖底会由于风蚀再次降低，湖水再度回流，这个周期为1510年，所以，他认为罗布泊是一个在沙漠中不断游移的湖。
斯文·赫定这一学说，在(zài)当时曾得到了世界普遍认可。“游移之谜”给罗布泊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，这片幽灵般的(bānde)湖泊，再一次引起(yǐnqǐ)了全世界探险家的极大兴趣。
1927年，中国科学家(kēxuéjiā)第一次靠近了这片“幽灵湖泊”。斯文·赫定(hèdìng)在筹备第六次中亚考察时，决定由中瑞两国共同(gòngtóng)组成一个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(kǎochátuán)。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知名学者徐炳旭担任中方团长，团中尽数是当时首屈一指的专家(zhuānjiā)，如地质与古生物学家丁道衡、考古学家黄文弼、地理学家陈宗器等。
这次考察从1927年(nián)持续到1933年，考察队先后在罗布泊、吐鲁番和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古(kǎogǔ)调查和部分(bùfèn)试掘，撰写了《罗布淖尔考古记》、《吐鲁番考古记》、《塔里木盆地考古记》等，在国内出版，引起(yǐnqǐ)很大反响。
此后(hòu)的(de)很长一段时间，罗布泊的研究湮灭于连年战火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，罗布荒原终于又迎来了一支新的科学考察队。
从1956年(nián)到(dào)1959年，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对塔里木下游和罗布泊(luóbùpō)地区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综合考察，当时，队员们是乘着舟进入罗布泊的。
夏训诚因被分在北疆组考察(kǎochá)，遗憾地与(yǔ)当时尚未干涸的罗布泊失之交臂。他说，那次考察留下了人类在罗布泊荡舟的最后记录(jìlù)，“由于1952年(nián)在拉依河筑坝，使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彻底分流，孔雀河下泄的河水逐渐断绝，罗布泊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全部干涸了，终结了它作为一个湖泊的历史(lìshǐ)。”
那次考察后不久，罗布泊被定为核试验场(héshìyànchǎng)，从此成为军事禁区。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，任何(rènhé)与核试验无关的人都不得进入这个地区。
彭加木也没有参加那次考察。那时他正在上海的医院(yīyuàn)中(zhōng)，与恶性肿瘤、癌细胞搏斗着。
“彭加木”这个(zhègè)名字，也刚刚出现不久。
1947年(nián)(nián)，22岁(suì)的广东番禺青年彭家睦从中央大学（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）农学院毕业，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，专攻农业化学。1949年，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1956年初，中央发出(fāchū)了“向科学(kēxué)进军”的号召，正当此时，彭家睦迎来了一个对他个人发展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科学院的领导研究决定，派年轻的彭家睦到(dào)莫斯科去学习一项新的技术——核磁共振，办理完出国手续即刻便(biàn)要动身。
能够去苏联学习，无疑(wúyí)是一个好机会，彭家睦自然是高兴极了(jíle)，但是他马上又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。
就在这个当(dāng)口，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(biānjiāng)的丰富资源，组织了综合考察(kǎochá)委员会。这个委员会此时正在“招兵买马”，吸收各方面科技人才，准备组成若干小组，分赴祖国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。
究竟是去国外留学(liúxué)还是(háishì)去边疆考察，31岁的彭家睦面临重要的人生选择，经过反复考虑后，他选择了后者。
彭家睦(mù)曾经亲笔写下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：“我必须在出国和到(dào)边疆之间立刻做出选择，我考虑的结果，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重要，但可以由别的同志来(lái)完成，别的同志也(yě)乐于去干，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。”
在(zài)同样毕业于南京大学的(de)夏训诚看来，彭家睦当年的选择着实令人敬佩：“上海的科研条件(tiáojiàn)自然比边疆要好得多，而且他当时在植物学领域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(yánjiūchéngguǒ)，但是为了边疆的科研，他甘愿做铺路石子。”
1956年3月， 彭家睦的申请正式得到了批准，他如愿以偿地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(diào)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(gōngzuò)，当时的职务是助理(zhùlǐ)研究员。
此时，他(tā)的(de)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。在迁户口时，彭家睦打了一个改名报告(bàogào)，把“彭家睦”改为了“彭加木”。从此，他一直用“彭加木”这个名字。
实际上，在(zài)迁户口之前，他就已经在使用“彭加木(péngjiāmù)”的名字了。为了争取参加中国边疆科考，彭加木直接(zhíjiē)写信给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我具有(jùyǒu)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。”在信的末尾，署名并不是“彭家睦”，而是“彭加木”。
从“彭家睦”到“彭加木”，其实是他表示“从荒野中踏出一条(yītiáo)道路”的决心。彭加木认为“家睦”只是(zhǐshì)希望家庭和睦，着眼于小家，太狭隘了；他要跳出小家庭，为边疆“添草(tiāncǎo)加木”。
那(nà)一年的秋天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第一次来到乌鲁木齐。当时新疆的科研事业(shìyè)只是有了(le)一点点萌芽，而在生物化学研究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。一到新疆，彭加木就帮助当地筹建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。然而，这个豪情万丈的垦荒者，却突然遭受了一个重大打击。
1957年初，彭加木突然被查出患有纵隔障恶性肿瘤，返回上海治疗(zhìliáo)。以当时的医疗条件，医生们根据有限(yǒuxiàn)的医学文献和病例判断，彭加木最多只能(zhǐnéng)活两年。
祸不单行的是，在住院期间，彭加木又被(bèi)查出还患有另一种恶性肿瘤——网状细胞淋巴瘤，患这种病一般只能活几个月(yuè)。
等(děng)于是被判了死刑的彭加木却没有被病魔打倒(dǎdǎo)，一年以后，他竟然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虽然医生严令禁止他离开(líkāi)上海，但是彭加木刚一出院就接二连三地要求“放虎归山”，回到新疆去工作。
1958年的春天(chūntiān)，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，又踏上了(le)西行的旅程，彭加木与罗布泊也从此正式结缘。
彭加木在(zài)新疆工作期间，一共有过四次对(duì)新疆地区的大规模考察。这些考察包括人文、地理、生物、矿产资源、文物古籍、风土民情等。
1959年(nián)，彭加木曾到过(guò)罗布泊北部地区，采集过土壤标本。经过(jīngguò)化验，他发现此地土壤中的钾含量非常高。1964年，他对流入罗布泊的孔雀河、塔里木河、车尔臣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考察(kǎochá)(kǎochá)。参与这次考察的共有四个人，由彭加木带队，此外还有新疆化学所(suǒ)的两名科研工作者和一名司机。考察从9月上旬到10月下旬，历时40多天，行程近5000公里。
在对流入罗布泊的(de)几条河的钾含量作了初步分析后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——罗布泊极有可能蕴藏巨大储量的钾盐。
钾盐是农用钾肥的生产(shēngchǎn)原料，在我国属大宗紧缺矿种，中国(zhōngguó)境内可溶性钾盐资源严重不足，需要大量进口。
彭加木同时判断，在罗布泊的(de)盐层中，还含有(hányǒu)宝贵的原料，比如制造飞机所需的镁，稀有金属锂等。另外，那里(nàlǐ)还可能有重水资源。重水是重要的中子减速器，无论是建造原子能反应堆还是制造原子弹都会用到它，此外(cǐwài)，它还是制造氢弹的原料，属于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我国(wǒguó)在钾盐勘查方面投入(tóurù)大量的人力和经费，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取得重大突破外，其它地区成果甚微，以致出现了中国(zhōngguó)“无钾论”的看法。中国是否能再找到(zhǎodào)大型钾盐矿床，一直是科学界关注的焦点。
那次考察中，在塔里木河下游，彭加木发现河水的(de)(de)钾含量在逐渐增加。他根据气象资料推算出河水的流量，并从河水的流量数据推算出河流搬运钾元素的大约值，由此估算出罗布泊每年会积聚约75万吨(wàndūn)钾，可能还含有其他(qítā)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资源。
夏训诚说，彭加木是第一个提出罗布泊有钾盐矿的(de)人。如果罗布泊果真(guǒzhēn)富集钾盐矿，这里就不再是人迹罕至的荒漠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聚宝盆(jùbǎopén)”。
在新疆进行(jìnxíng)这一次考察时，彭加木39岁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矿成为(chéngwéi)了他对这片神秘区域最初的研究目标。遗憾的是，由于“文革”的影响，他对罗布泊的研究计划也(yě)不得不搁浅了十余年。
“地球之耳”的(de)神秘大门对彭加木再次打开的时候，他已经54岁了(le)。对一个科学家来说，这个年龄还算年轻(niánqīng)。然而，重新走进这道大门仅仅一年时间，彭加木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1979年的冬天，刚刚率领科学考察队从天山最高峰——托木尔峰归来的夏训诚，突然接到新疆考古所副所长穆舜英(mùshùnyīng)打来的电话(diànhuà)。
穆舜英在电话中说(zhōngshuō)，由中日联合(liánhé)组成的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即将来新疆，在罗布泊附近进行实地(shídì)拍摄。夏训诚被聘请为“顾问”，要组成一个“先遣队”进入罗布泊打个前站。
罗布泊在上世纪(shìjì)60年代被列为军事禁区，又因“文革”的关系，此地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(chǔyú)停滞状态。对夏(duìxià)训诚来说，能够再次进入罗布泊就像是“圆梦”一样，兴奋之余，他突然想到了老朋友彭加木。
致力于沙漠治理的(de)夏训诚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在新疆进行考察和研究(yánjiū)，因工作关系与彭加木结识多年(duōnián)，“我知道他一直想去罗布泊找钾盐，这个机会千载难逢。”夏训诚说。
于是，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(de)消息告诉了(le)彭加木(péngjiāmù)，彭加木当时竟(jìng)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说“太好了”。夏训诚现在仍然记得，彭加木当时像孩子一样握着他的手，一直恳求他帮忙，与有关单位联系参加这次考察。
夏训诚回忆，当时联系的(de)过程(guòchéng)颇为复杂，罗布泊毕竟是几十年的军事禁区。“据我了(le)解，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此行进入罗布泊，是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的。”最终，执着的彭加木还是得到(dédào)了这次进入罗布泊的机会。
“先遣队”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考察(kēxuékǎochá)的组织(zǔzhī)，但是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心里的“小算盘”，作为(zuòwéi)地理工作者，夏训诚关注罗布泊的自然环境变迁情况；而对于彭加木来说，此行的目的(mùdì)是为了延续上世纪60年代未完成的考察计划，在罗布泊寻找钾盐。
这是(zhèshì)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，罗布泊地区第一次向非军事人员开放。20余天(yútiān)的时间里(lǐ)，6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穿过了沉寂的荒原，穿过楼兰古城和(hé)白龙堆雅丹，在完成了几次横向与纵向穿插罗布泊西部的考察后，“先遣队”成功地回到了乌鲁木齐的基地。
在离开基地的前一天，彭加木向(xiàng)夏训诚提议(tíyì)，由(yóu)他俩牵头，上书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建议正式组建考察队，对罗布泊进行全面的综合考察。
彭加木此时提出考察计划，已不仅仅为了他寻找已久的钾盐(jiǎyán)矿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俄国人、瑞典人、日本人一次一次来到罗布泊(luóbùpō)考察、探险，写出(xiěchū)了许多关于罗布泊的文章，以至于(yǐzhìyú)国外竟有一种言论：“罗布泊在中国，而罗布泊的研究在外国(wàiguó)”。彭加木向夏训诚表示，要夺回中国科学家在罗布泊的发言权。
几天(jǐtiān)以后，彭加木正式调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，这无疑对组建罗布泊考察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(zuòyòng)。
1980年初，通过各方面的(de)努力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正式(zhèngshì)下达了成立罗布泊科学考察队的文件，并决定(juédìng)由彭加木担任队长，夏训诚担任副队长。
彭加木心中(xīnzhōng)多年的夙愿，即将达成。
根据计划，这次对罗布泊的综合考察分三次进行(jìnxíng)。1980年的第一次考察主要是路线考察，时间定在(zài)1980年的5、6月间，第二年(dìèrnián)再进行后两次考察。
“第一次考察之所以定在(zài)这个月份，是因为这时正是沙漠荒原风沙季节和酷热季节的‘空档’。”夏训诚说。但是他认为当时(dāngshí)的计划并不(bù)周全，“我们(wǒmen)当时不知道，实际上罗布泊地区并没有这种‘空档’，或者说很短促。”
在制定计划的同时，考察队正式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夏训诚主持组建队伍(duìwǔ)的工作，他从新疆分院的好几个部门抽调了6名(míng)(míng)专业人员和3名司机、一名后勤，这十位同志组成了一支罗布泊科学考察队。
5月3日，由彭加木率队(shuàiduì)，罗布泊科学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，正式(zhèngshì)向罗布泊进发了。因为在出发前突然接到(jiēdào)去美国考察的通知，夏训诚遗憾地错过了参加第一次路线考察的机会。
夏训诚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建议组建(zǔjiàn)考察队时，彭加木曾悲愤地说：“我不希望(xīwàng)在罗布泊全是外国人留下的足迹，作为一个中国(zhōngguó)人，我就觉得应该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罗布泊，使它的土壤多一点中国的有机质(yǒujīzhì)！”
这不是一句(yījù)玩笑，而是彭加木的真实想法。如果说科学探索总需要牺牲，他是在进入罗布泊(luóbùpō)之前，就已经作好了牺牲准备的。
夏训诚万万没有想到，仅仅一个多月以后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话一语成谶。
作为对罗布泊的(de)第一次深入性考察，彭加木的计划是十分大胆的。
他(tā)打算率队从北至南，纵穿罗布泊。在(zài)他看来，只有纵穿罗布泊，才能弄清这个神秘之地的真实面目。
但是，第一次纵穿并未成功。彭加木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们(wǒmen)在5月9日开始进入湖区，有一个七人探路小分队，自北往南纵贯罗布泊湖底。湖表面已没有水，有些(yǒuxiē)地面松软陷车(xiànchē)，有些地面则比较平整。汽车车胎(chētāi)由于锋利的盐晶块切割，损耗过大，无法继续前进。”
那天晚上，考察队只能原地宿营。因为当时所带的汽油和(hé)水都消耗了不少，彭加木只得决定原路(lù)返回，重新补充油、水之后再度前进。
湖底的盐晶块是前进的极大阻碍，最终用来给考察队开路的，竟然是队员们手中十几磅重的大铁锤。这个(zhègè)方法也是彭加木提出的，最初遭到队员们的一致反对，大家认为(rènwéi)在罗布泊湖(luóbùpōhú)底用(dǐyòng)铁锤人工开路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事实证明，彭加木的意见是正确的。5月(yuè)30日，考察队重新(chóngxīn)出发，又一次(yīcì)到了这个地区，大家拿着铁锤下车，一锤一锤地把车轮前的盐晶块砸碎。汽车颠簸前行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古河道的入湖口，路才一下子平顺了起来，盐晶块对车行(chēxíng)的阻碍得以解除。
汽车沿着古河道走了(le)两天，终于完成了纵贯罗布泊的计划(jìhuà)。沿途，考察队进行了简单的地质勘探，彭加木凿开盐壳，从(cóng)下面瓦蓝色(lánsè)的沙层中取出一个水样，兴奋地对大家说：“这里可能有‘重水’！”能够在(zài)地域广阔的罗布泊找到重水资源，这无疑是对中国核物理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贡献。
彭加木曾这样(zhèyàng)评价此次纵穿罗布泊(luóbùpō)的经历：“此次胜利的穿越盐壳地带(dìdài)，自北而南纵贯罗布泊干涸湖底成功，是一个很大的收获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对罗布泊洼地中心区域已经有了一些了解，可算得是敲开(qiāokāi)了罗布泊的大门。”
考察队在6月5日到达了考察的最后(zuìhòu)一站——米兰农场。
进入米兰农场(nóngchǎng)以后，考察队的队员们如同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按原定的方案，在米兰农场休息几天后考察队就可以(kěyǐ)启程回乌鲁木齐了。
就在此时，彭加木(péngjiāmù)突然向队员们提出了“东进计划”。
这次考察(kǎochá)原计划到7月3日(rì)结束，还有近一个月时间。彭加木建议暂不回乌鲁木齐，利用剩下(shèngxià)的这些时间一鼓作气完成对整个罗布泊地区的考察。
1979年冬天，彭加木作为纪录片《丝绸之路》的“先遣队”成员之一，曾完成了对罗布泊(luóbùpō)西部的考察，这次，考察队又从罗布泊的中部纵穿而过(guò)，他计划在余下一个月的时间(shíjiān)里，沿罗布泊东部北上(běishàng)，穿过疏流河直至敦煌，完成对罗布泊地区的全面考察，最后(zuìhòu)再回乌鲁木齐。
虽然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，但最终大家还是决定采纳彭加木的(de)建议。
彭加木通过电报向中科院新疆(xīnjiāng)分院(fēnyuàn)汇报请求批准。新疆分院接到电报后，经研究同意他们(tāmen)的计划，但一再嘱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有情况及时与基地联系。
在准备出发，装汽油和水(shuǐ)的时候，彭加木提议可以多装一桶汽油，少装一桶水。原因是从地图上(shàng)看，到了库木库都克这个(zhègè)地方有水井，可以在这个地方补充水源。根据路程计算，到库木库都克只有400多公里，最(zuì)多两天即可赶到。
然而，在这一段路上(lùshàng)，考察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
6月11日，考察队一早(yīzǎo)从米兰出发，一直赶路到天黑。十几个小时，车子只走了58公里，还不到计划行程的(de)一半。一路都(dōu)是松软的沙石(shāshí)地，三辆车不是这辆陷进了泥坑，就是(jiùshì)那辆困在了沙窝子，有时候几个小时才能把一辆车从泥坑里弄出来，此后的几天里也都是如此，结果，本来预计两天的路程考察队走了整整6天。
6月16日下午6时左右，考察队终于赶到了库木库都(dōu)克，此时(cǐshí)大家都已是筋疲力尽，却不得不再次外出——由于行程被耽搁，出发时带的汽油和水此时都快要消耗殆尽(dàijìn)了。
“库木库都克”是维吾尔语“沙井”的意思。从考察队带的那张地图(dìtú)看，这里确实标有水井(shuǐjǐng)。考察队支好帐篷，休息了一会儿，便(biàn)立刻出发去找水。
让彭加木和队员们大为失望的是，从下午找到晚上，这片(zhèpiàn)茫茫的沙漠中根本没有水井的踪影。眼下，所剩的汽油只(zhǐ)能供三辆车行驶几十公里；水，则只剩下一汽油桶，且已变质，难以饮用。
没有水和汽油，考察队员们即刻就面临(miànlín)生命危险，几乎(jīhū)陷入绝境的考察队决定向部队紧急求助。
6月16日晚上10时10分，彭加木亲自起草了发给部队的告急电报：“我们已到达了库木库都克以西大约十公里。我们缺油和(hé)水，请求紧急支援油、水各500公斤，现有(xiànyǒu)的水只能维持(wéichí)到18日。”
电报发出后，正在(zhèngzài)大家焦急等待回复的时候，彭加木提出(tíchū)了新的建议。
一向节俭的彭加木认为，用直升机运水太贵(tàiguì)了。直升机飞行一小时，在(zài)那个年代要花2000多块钱，从驻军基地到宿营地，来回(láihuí)要飞好几个小时。他建议大家自力更生，尽量自己找水。
不久前，他和别人闲聊中听说，年初的时候《丝绸之路》摄制组曾经在(zài)“八一泉”加过水(shuǐ)。“八一泉”位于疏流河故道北岸，在库木库都克(kè)东北约30公里处。
所以，彭加木建议开车再往(wǎng)东面(dōngmiàn)去找一次水井，但是这个建议遭到了队员们的全体反对(fǎnduì)。大家计算了一下，这一路线要用掉大概半桶汽油，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再消耗本已不多的汽油，应该等(děng)与部队联系上以后，再作打算。
第二天上午11点半，考察队收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：“飞机(fēijī)18日到库木库都克送水，你们不要动，原地待命(yuándìdàimìng)。”
接到电报，大家都很(hěn)兴奋。队员汪文先想把这一喜讯告诉彭加木，他拿着电文走出帐篷(zhàngpéng)，却没有看到彭加木的身影。
他以为彭加木只是去附近解手了，于是又回帐篷等待。一个小时后还未见(jiàn)彭加木回来，大家方感觉有些(yǒuxiē)不妙了。
此时，司机(sījī)王万轩(wángwànxuān)走出帐篷，到汽车上去取衣服。他突然发现右边的座位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。这张地图是全队唯一一张地形图，彭加木一路上一直坐在这个位置，他是从不把这张地图随意(suíyì)丢放的。
王万轩把地图拿起收好，突见地图下面有一张(yīzhāng)纸条，上面写道：
“我往东去找水井。彭(péng)，17／6 10：30”
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前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。
纸条显然是(shì)这天上午写下的，日(rì)期上的“17”日还是“16”日改写的，大概是彭加木曾经一时写错了日期。此时(cǐshí)大家才发现，彭加木的黄帆布包和那只能装两公斤水的水壶也不见了。
队员们怎么(zěnme)也想不到(xiǎngbúdào)，这张字条，竟是彭加木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。
那天下午，所有队员出动寻找彭加木，他(tā)们按照字条的指引向东寻，沿着彭加木那双42号翻毛皮靴在沙地中留下的脚印走了(le)将近8公里，都不见他的踪影。脚印却最终消失(xiāoshī)在盐(yán)壳地的边缘，搜寻一下子失去了方向。
为了跟部队及时电报联系，队员(duìyuán)们只得在晚上(wǎnshàng)10点回到了营地，大家在营地里燃起篝火，把吉普车开(kāi)到最高处，向东方开亮了车前大灯，并每隔一小时向空中发射一次信号弹。
队员们希望，彭加木可以(kěyǐ)循着亮光，找到营地的方向。
然而，彭加木消瘦的身影(shēnyǐng)再也没有出现在队员们的视线中。
6月18日凌晨(língchén)两点，考察队正式发出电报：彭加木走失，下落不明(xiàluòbùmíng)。
此时，距离彭加木失踪已经过去(guòqù)了16个小时。
18日中午，直升机(zhíshēngjī)载着500公斤水找到了(le)考察队的露营地，队员们获救了。第二天，部队又给他们送来三桶汽油。但是，经过队员们持续十几个小时的寻找，没有任何(rènhé)结果。
搜寻中唯一的突破，是在一片岩石间发现(fāxiàn)了一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，旁边还有人坐过的痕迹。队友们知道，这个牌子的奶油糖是彭加木随身携带的，但是沿着旁边的脚印追踪了几十公里(jǐshígōnglǐ)后(hòu)，脚印又在盐(yán)壳边缘消失了。
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于6月18日下午6点(diǎn)得到(dédào)了彭加木失踪的消息。晚上12点，副院长陈善明带着两名干部，由两个司机轮流开车连夜往马兰基地赶。19日早晨7点一到基地，他就会同基地的几位领导组成了救援(jiùyuán)领导小组(lǐngdǎoxiǎozǔ)，组织对彭加木的救援工作。
一个大规模的(de)寻找彭加木的战役拉开了帷幕。
根据夏训诚的回忆，当年较大规模的寻找，一共(yīgòng)有四次。
第一次寻找是在彭加木刚失踪时，6月18日到19日，队员们在宿营地(sùyíngdì)周围进行了搜寻(sōuxún)。
第二次寻找是在(zài)6月(yuè)20日到26日，在收到呼救讯号后，当地部队和科考(kēkǎo)队员出动136人次，空军出动9架直升机、三架“安-2”型飞机，在出事地点东西50公里范围内进行地毯式低空搜寻。
第三次寻找是在7月7日(rì)到8月2日，117人，48辆车(liàngchē)，29架次飞机，搜索面积达到4000多平方公里。
“我参加的就是第三次搜寻，当时公安人员还(hái)特意带着六条警犬赶到了罗布泊。”夏训诚说，可惜因为当地(dāngdì)天气太热，警犬也丧失了嗅觉，并没有找到彭加木(péngjiāmù)的踪迹。
就(jiù)在人们对(duì)彭加木的生还已经基本丧失了希望的时候，一家香港媒体竟然曝出新闻：失踪的彭加木在美国出现了。
彭加木失踪地(dì)纪念碑前的纪念。
1980年10月11日，香港《中报》在(zài)头版头条的位置刊载了(le)一则奇闻。
文中称，当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，一个名叫周光磊的(de)“中国留美学者”和几名朋友在(zài)华盛顿的一家(yījiā)饭馆吃饭的时候，竟然看见了在罗布泊失踪半年之久的著名科学家——彭加木。
这篇写得有鼻子有眼的“奇闻”立刻引起海内外一片哗然。为了澄清事实，新华社记者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调查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(xiàshūfāng)明确(míngquè)表示，她和彭加木从来就不(bù)认识周光磊这个人。
新华社记者(jìzhě)的调查虽然揭穿了所谓“周光磊”编造的谎言，但关于彭加木(péngjiāmù)失踪的原因，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以讹传讹的坊间版本。
当时流传最广的，是说彭加木从罗布泊秘密逃亡美国(měiguó)或者苏联。
在夏训诚看来，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，“营地(yíngdì)附近都有军事(jūnshì)雷达，怎么可能美国或者(huòzhě)苏联的飞机把他接走，我们的部队能不发现？”
在《追寻彭加木》一书中，叶永烈回忆，当年年底由国家组织的(de)(de)第四次对彭加木的搜寻(sōuxún)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有澄清流言的目的，如果能够(nénggòu)找到彭加木的遗体，就能够击破别有用心的人对他失踪原因的各种荒诞猜测。
但是，第四次搜寻仍然无功而返(wúgōngérfǎn)。
在第四次大规模搜寻结束后，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对彭加木(péngjiāmù)(péngjiāmù)善后处理的安排：在彭加木失踪的库木库都克建立一个永久性(yǒngjiǔxìng)的标志；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；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彭加木追悼会。
55岁的彭加木(péngjiāmù)就这样(zhèyàng)永远消失在罗布荒原，成为了墓碑上的一个名字。
此后数年，坊间一再流出关于他(tā)失踪的(de)各种传闻，甚至曾有人怀疑彭加木是因找水跟队友起了争执，被人杀害。作为考察队的副队长，夏训诚虽然没有亲见失踪事件(shìjiàn)的发生，但他觉得这种猜测实在太过恶毒(èdú)。
他认为，彭加木失踪的原因，最大(zuìdà)的可能性有两种。
其一，彭加木只身外出后迷路，被流沙掩埋。根据当时(dāngshí)的(de)天气记录，6月16日晚到17日上午，当地刮了一场8-10级的大风，黄沙滚动(gǔndòng)，天昏地暗。
其二，彭加木在雅丹(yǎdān)土包阴面休息时，被坍塌的(de)松土掩埋(mái)。在库木库都克附近地区，分布着数百个大小不等、高低不一的雅丹土包，这些雅丹土包由比较坚硬的黏土层和疏松的细沙层构成，一刮大风，沙层极易坍塌，把人埋到底下(xià)。
但(dàn)这也仅仅是推测而已。从彭加木失踪一直到今天，人们(rénmen)其实从未停止对他的寻找，不断有人在罗布沙漠(shāmò)中找到疑似彭加木的“干尸”，但是至今，没有任何一具能够确定是彭加木本人。
几十年间(jiān)，人们一遍一遍用红色的油漆，重新填涂他纪念碑上被风沙腐蚀掉色的碑文。人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彭加木曾用(céngyòng)生命开启了中国科学界对神秘(shénmì)罗布泊的探寻。
彭加木带领考察(kǎochá)队进行的(de)那次成功的考察，为后来的第二、第三次综合考察打下了(le)重要基础，中国科学家终于逐渐夺回了罗布泊研究的发言权，改变了“罗布泊研究在(zài)国外”的被动局面。此外，根据他当年提出的关于钾盐的观点，数十年后，中国科学家经过大量努力(nǔlì)，果然在罗布泊发现(fāxiàn)了超大型钾盐矿床，查明的钾盐储量超过了2.5亿吨，彻底摘掉了中国“无钾”的帽子。
直至今日，彭加木仍旧身埋在茫茫沙海里。罗布荒原可以掩埋一个人的(de)身体，却(què)无法掩埋他带给人们的感动和激励(jīlì)：那种一往无前、不惧牺牲的科学精神，永远是指引人类文明进步的力量。
本文首发(shǒufā)于《北京日报》2017年3月7日
原标题：沙海(shāhǎi)迷途——彭加木失踪之谜
来源：北京日报纪事微信(wēixìn)公众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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